凡高是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欧洲后期印象派绘画的一个主要画家。凡高是荷兰人，1853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。他父亲是一个乡间牧师，两个伯父都是美术品商人，凡高在艺术上的起步首先来源于伯父的商店。小凡高长着一头美丽的红发，模样却很难看，脾气十分古怪，不爱与人交往，可又易动感情;性情粗鲁、任性，而又腼腆羞涩。他的一个伯父在巴黎和伦敦有支店，作的是大宗的艺术品交易，打算日后让凡高来继承他的买卖。凡高也因为商业上的事情，后来也到伦敦和巴黎的店里去。这时他是个勤勉的青年，前途远大，但后来由于个人事件的挫折而失去希望，对工作再也没有了兴趣。
凡高曾经作过店员、教师与传教士，对穷人十分同情。 27岁开始作画，立志要做一个农民画家，其人物画也多描绘劳动人民。他早期的以《吃土豆的人》为代表的一些画，就是描绘农民的贫困生活的。后来他离开农村到煤矿去工作，所以便画起工人来了。往后他到了巴黎，接触了印象派，便又画起风景画与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。不论画农民、工人或城市贫民，凡高同勃吕盖尔与米莱两位农民画家一样，是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的。他的父亲与几个叔父都是传教士，他自己也笃信宗教，只是后来在矿山担任工人代表被革职后，才对上帝的存在产生怀疑。凡高从耶稣的泛爱出发同情穷人，但他也只能以自己可怜的一点食物去接济穷人，与他们共享一片黑面包。此外，便是用画来描绘穷人的贫困生活和艰苦劳动。他画这些画，与其说是搞意识形态的宣传，不如说是为了表达他心中想要表达的东西而已。因为他自己还没有搞革命宣传的愿望。而且他的画，一生只卖掉一幅。能见到他的画的人，在当时为数寥寥。
凡高的画不为当时人理解，这注定了他一生要过漂泊凄苦的生活。凡高漂泊的一生和他的作品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出门旅行通常可以为他带来新的灵感。1869 年至1876年，凡高担任美术复制商品店员时，屡屡因坚持非好画不卖而与许多欠缺美术修养的顾客争论。在伯雷那琪矿区任临时牧师时，目睹矿工穷苦生活的凡高，即使自己衣着褴褛，仍帮助工人家眷捡煤。矿区工人尊敬他如上帝使者，但上级却认为这样的作风有辱布道者的尊严，而将他逐出教会。凡高天使般的仁慈与天真、嫉恶如仇的个性，使他无法适应充满邪恶的社会生活。
住在荷兰的时候，凡高画了很多矿工的生活，厚厚地涂出阴郁的色彩。1886年，他搬到弟弟所住的巴黎，并开始上班。这段时间，他写了很多感人至深的信给弟弟，谈自己的生活和作品。认识了毕沙罗、希涅克、高更、贝纳等人后，他的创作逐渐有了一些改变。
在感情上，凡高一生亦倍受爱情的打击。即使拥有善良的心，他近乎丑陋的外表及倔强的性格，以及感情冲动时极为鲁莽的行为，使得他所追求的女性望而生畏。1883年，终于有位39岁的玛葛娣爱上了凡高，却因女方的父母坚决反对，导致玛葛娣自尽，虽然自杀未遂，但凡高却遭受社会摒弃，只得伤心地离开。
一系列反映现实生活的自画像，为的就是揭露漂泊过程中内心不安的情绪，用色大胆自由，恰能彰显个性。而这些作品的特征是，背景都以黄、绿、蓝、淡紫的笔调，缀出一股股跃动感，此外，也尝试以石墨、铅笔、木炭、水彩描绘出激荡压迫的张力。
凡高在生活及感情的道路上走得相当坎坷，只好在绘画上宣泄内心的感情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作品特点多为热情洋溢，笔触大胆强烈。
终其一生，凡高都没有朋友。能够理解爱护他的，只有他的弟弟提奥。不过凡高从心底里还是渴望纯洁美好的友情的，他一个人曾孤寂地到安特卫普、布鲁塞尔、埃登游历，继续怀着激情学习画画。那时他竟像野狗一样，过着令人心酸的流浪生活。33岁时到了巴黎，他和提奥一起租了房子。
此后，将近两年的时间，因为贫困和过度劳累，凡高身体非常衰弱，听从弟弟的劝告，到法国南方的阿尔租了一所房子。在那里，凡高创作了许多烈日之下辉耀的麦田，燃烧似的扁柏。不久，他认识了高更，很是投机，为了一同画画，把高更叫到阿尔，一起过了两个多月。但好景不长，一天凡高精神病发作，两人发生了口角，高更谈到要回巴黎，凡高非常伤心，当天就用刮脸刀袭击了高更。高更虽然没有受伤，但不免大吃一惊，夺路而逃。第二天偷偷回去一看，满地是血，凡高自己割掉了一只耳朵，晕倒在地。他用纸把耳朵包起来了，说要把它拿到熟人那里去。两人的交情就这样结束了。
以后凡高的精神病经常周期性发作，人们把凡高送到该城的监狱里关了一段时间，病势缓转以后，根据他的希望，进了圣雷米疯人院，把那里的一个房间作为画室，自由出入，去画附近的山野。在疯人院住了近一年，他与真正的疯人格格不入，显然这里对他的头脑造成了新的冲击。提奥对这种情况很担心，请求巴黎郊外的奥威尔医生收留凡高，于是凡高一面进行私人诊疗，一面继续大量作画。
病魔时时困绕着他，他画下了许许多多令人窒息的东西。有时，他竟然喝下了大桶的颜料，并疯狂地在镇上狂奔。不过，这也是他生命中相对快乐的时光了，他的画开始得到了艺评界的赞扬，有人也要买他的作品;他进行他的最后一次冲刺，画一望无际的田野，画小镇和田畴。